一、东方绘画的色彩观起源

东方绘画的起源在新石器时期，人类对生存方式的追求促成了陶器的产生。逐渐，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满足不了人类为了生存而生存，他们开始追求怎么样享受生活，于是他们在陶制器物上绘出装饰图，这也就是东方绘画色彩的起源。

其中，要说到东方绘画色彩的起源就要数“彩陶”了。“彩陶”之名的由来，关键在于一个“彩”字，充分表述彩陶的陶衣、颜料及笔绘的工艺特点。在彩陶的制作过程中，通常是先彩绘后烧成，首先在坯体外壁施加一层陶衣，这层陶衣又叫做“色衣”，是由质地更为细腻的陶土调和成泥浆的状态涂画于坯体表面，烧成后附着于器壁上，烧制完成之后一般显红、棕、白等色，类似于后代陶瓷艺术的化妆土装饰法，这种“化妆法”就像女性在脸上擦的胭脂水粉，目的在于让别人看着更赏心悦目，所以，当没有绘图的器具经过这一道工序就更具有观。赏性了。这种彩陶烧成之后，上面的色彩、纹饰就会牢牢地附着在器物上，不易褪色，经久耐用，更具收藏价值(见图)。研究发现，红色陶衣，其成色为红色是因为着色剂中含有大量的铁元素，而白色陶衣就是在制作过程中渗入瓷土。这样新颖的制作方法开启了陶瓷艺术的先河。更引领着后人对艺术勇于创新的追求。

由上一节内容得出，制作出来的陶器所显现出来的色彩取决于当初制作过程中渗入的物质。时间进入仰韶文化早期，红地黑彩和紫彩陶器成为了主流。然而，到了中世纪，人们又创新了一种纹饰。他们将陶器分为两步着色。先选用一种颜色作为基底色，然后烧制，等陶衣形成再加其他颜色的纹饰，再有的还会在黑色底层外描绘一道白边，构成黑白的强烈对比，色彩明快而强烈，使内容更生动。说到彩陶纹样的“笔触”也是颇具特色，用笔粗细有致、波动流畅艺术效果较为强烈。描绘细致的线条就要用到细致的工具，由此，绘画工具的制出提高了绘画的水平，也使得绘画的作品更加灵动自由。据推断，这种绘画工具就是毛笔的雏形。


二、儒家、道家学派对色彩观的影响

与陶器有所不同的是壁画，远古时期，壁画主要用途是记录生活状态，具有叙事功能。然而人类不满足于单一的线条逐步改进，由于生产技术的发展，人类从绘画工具、材料和绘画颜料上也得到了提高，把画在墙上的画搬到了帛上器物上。而作画的工具也慢慢进化为如今的毛笔。

众所周知，东方文化源于大自然的日月星辰，天地互印，斗转星移和四时交替。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广阔的中华平原上人类对于古典美学的思想已经迈入了启蒙的阶段。古代中华人民研究颜色主要源于阴阳五行以及儒、道、玄、禅。其基本色相可分为五种，在《周礼 考工记》中这样描述：“画馈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这五色称之为“正色”也就是原色，“赤、青、黄、黑、白”也暗含古老中华人民对吉利祥瑞的祝福。在中国古代各思想中,孔子代表的儒家思想是生活的标杆。虽然儒家经典《论语》一书中没有太多直接描绘色彩的文字，但事实上孔子在“礼乐”和“仁义”的思想中把色彩作为“礼”的象征推向整个社会。在周代，社会等级制度就用颜色来区分。其中，正五色最正统，所以社会地位高的人就有资格穿正五色的服饰，而地位低的人就只能穿间色的服饰。由此可以看出，色彩之美就是因为它是装饰可以暗喻人的德行，其色越正，德行越高。而这就贴切了儒家学派崇尚的“比德”之说。儒家学派崇尚的这一说法无形中让色彩成为社会的道德标杆。

与儒家孔子暗喻、类比的思维方式不同。道家思想把“自然天道观”作为主体。道家崇尚自然色彩，反对被伦理道德束缚的色彩观，他们认为自然色是不需要附加含义的。当色彩加上套索，就会使人们一味的为了伦理道德盲目的追随，失去色彩原本纯真的本质。所以要让色彩回归自然，他们解文饰、解规则、解各家的价值观念。人们对色彩的认知不要只存在于自身的社会地位，那是社会的发展附加给色彩的桎梏。与其追随五色而不知潇洒滋味，不如目空一切只求素身加衣。道家学派就是崇尚素淡，一黑一白即道家对于色彩看法的核心旨意。《淮南子・原道训》载：“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道家所谓的白是虚无，而儒家的白是一种色彩。道家认为一切事物状态的发展变化都是有和无的统一，在无中有，在有中无。

道家还主张“玄学”，“玄学”即道家的黑色。道家认为黑色凌驾于任何色彩之上，黑色超越天地，也超脱于生死，天即是宇宙，万物来自于宇宙，所以黑色凌驾于万物之上。道家赋予黑色的意义直接影响到世人对黑色的审美思想。这也对水墨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墨色在中国绘画史中的重要的评判地位。之后也使得水墨被发展到单向极致的妙境。以至于后人对水墨画的研究达到淋漓尽致的地步。正所谓“墨分五色”，其焦、浓、重、淡、清就是水墨画色彩的完美呈现。